當前隨著網絡的發展，媒體力量發展的空前強大，人們接觸新聞資訊的途徑也越來越多，更多人熱衷于關注國際動態，所以媒體們除了報道身邊的新聞外，也會報道一些國際實時動態。但是由于各媒體間實力不對等，讓很多小媒體無法自己制作這些國際新聞，這時就會從外網尋找新聞翻譯后報道。

新聞翻譯

　　那么在記者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所翻譯的文章中并不都是簡單的時事新聞，那么記者在對相關報道進行翻譯時，是否需要獲得原作者同意?如果找不到原作者，又該如何進行翻譯才不會被認定為侵權呢?

　　根據報道性質來判斷其是否侵權

　　對于記者能否翻譯國外網站中的相關文章，武漢大學知識產權高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清表示，這要根據“相關報道”的不同性質來處理。首先，“相關報道”若屬于“時事新聞”，由于我國《著作權法》不保護時事新聞，記者當然可以不經許可而翻譯出版。其次，“相關報道”若不屬于“時事新聞”，比如屬于“新聞綜述”“新聞評論”等含有記者自身獨創性表達的文章，則需要進一步判斷其是否屬于“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如果是，還要根據這些文章的出版形式和中國記者擬使用的媒體形式再進一步分為兩種情況：傳統媒體型(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和網絡版。如果屬于傳統媒體型文章，在無不許刊登或播放的事先聲明的情況下，則可適用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五項的合理使用規定而在同樣的傳統型媒體上予以刊登或播放。如果屬于網絡版，根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六條第七項的合理使用規定，在網絡媒體上使用“關于政治、經濟問題的時事性文章”，即不能使用“關于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熊琦則進一步解釋說，在創作過程中，翻譯外國作品供本人創作時參考是常見的現象，這種翻譯只要沒有進行大范圍復制、發行、信息網絡傳播等行為，也并未侵犯著作權，屬于個人學習和欣賞的著作權例外范疇。但如果將他人作品原封不動地放入自己作品中，然后發表或以各種方式傳播，那就會被視為侵權行為。

　　符合三種情況可構成合理使用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記者翻譯國外網站中的作品可以適用合理使用原則?

　　對此，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叢立先表示，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對于記者來說，只有符合下面三種情況才能構成合理使用：一是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二是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三是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因此，如果記者借鑒國外網站中的作品，將翻譯行為形成創作行為，也就是將該作品翻譯行為上升為借鑒創意要素的再創作，這應該是不侵權的合理使用行為。

　　“無傳播則無權利，這反映了《著作權法》的一種立法平衡，既要激勵創作，又要促進傳播，盡可能地實現知識效用的最大化。”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博士后邱治淼說。他認為新聞翻譯則具有更深層的意旨，盡可能快速及時地將大眾關注、需要的信息傳遞給受眾。這里面涉及版權保護與信息流通、獲取授權與交易成本以及侵權使用與合理使用等眾多需要厘清的問題。就版權保護與信息流通而言，我國《著作權法》已經做出了第一次取舍，即單純事實消息不受保護。也就是說，新聞翻譯者對域外報道的單純事實性消息的摘譯、選譯或解釋性翻譯，可以獲得《著作權法》的豁免。

　　就獲取授權與交易成本而言，邱治淼認為即便翻譯者想事先通過作者獲得授權，在很多情況下其實是不現實的，也是無法及時達成的。這涉及具有獨創性的新聞作品的翻譯使用問題。如果事先未獲得授權而翻譯肯定構成侵權。但要獲得授權，不光是經濟成本高昂，而且時間成本也是新聞工作者難以承受之重。就侵權使用與合理使用而言，對于非經法律訓練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區分二者比較困難，但進行一些技巧性訓練必不可少。譬如，在使用域外新聞作品實質性部分或具有獨創價值的部分時盡可能少用或壓至最低必要使用量為宜。對于同一報道的多條新聞，可以進行優化組合，從寫作視角、行文節奏、內部架構、遣詞造句、文法風格等諸方面進行有意識的調整與再創作，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新聞信息的真實性和翻譯報道的獨創性，盡可能使侵權風險降至最低。同時，要標明來源與出處，在尋找作者而不得的情況下盡量保留搜尋證據，這樣在將來發生糾紛時，在合理補償作者的情況下可以免除故意侵權的責任。